威尼斯澳门人千岛湖传媒中心尽管新闻通稿从内容、形式、时效上都在与时俱进，有所改变，但出于新闻发布者的官员思维定势，新闻通稿本身行文还是相对呆板、拘谨、僵硬。随着传播环境越来越多样化、多渠道和公众知情权的不断扩大，某些地方的新闻通稿仍显得有些落伍，通稿不仅“不通”，有时还成为媒体记者的集体诟病，使得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变得更加复杂、更加棘手，带来引导上的更大被动。
当记者赶到突发性事件的新闻现场时，或许事件早已尘埃落定，然而事发当地早就打印好的“新闻通稿”，上面有详细的事件发生经过、伤亡情况、经济损失数字统计――这对记者来说，是一件多么“惬意”的活儿。笔者记得，五年前但凡突发性事件新闻现场，记者和接受采访的当事人，都期待有个新闻通稿，各媒体都好用。
现在，突发性事件现场的通稿，依然是媒体记者“追逐”的对象，然而追逐的意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因为有些通稿成为新闻发布方单方观点的陈述，有些通稿则被指责为事件的反指向，成为公众的质疑与批驳的焦点。
传统意义上的通稿，仅指新华社发布的重要稿件，而今新闻发生地的政府机构、企业、公关公司或被指定的当地媒体，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布通稿。
一般来说，后者发布的通稿主要印发给前来采访的各家媒体，提供新闻背景、主要新闻事实与初步的新闻判断。显然，这为各家媒体的采访提供了快捷的服务，也为导向指出了尽可能准确的指向。如在2009年6月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中，当地有关部门的新闻通稿发挥了很好的作用。从当时的事件要素来说，通稿上就已经明确“起火后车门未能打开”、“死亡25人，70多人受伤”等等，这些都极具有事件的新闻价值。起初，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记者以为挖掘操作空间极大，最终还是被“统一”在了理性发布的新闻通稿之中。
记得笔者赶到成都事发现场的时候，离事故发生已过了6个钟头，事故车辆已经被拖离现场，受伤人员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治疗。那时离报社截稿时间还有6个小时，我们遂赶往抢救医院，当时成都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已经备好新闻通稿，在医院门口等候记者。也就是说，在媒体记者赶往事发现场的途中，成都有关方面已经迅速行动，将调查事故的初步情况写成了通稿。
又如今年4月，福建南平发生杀童恶性事件，当天记者赶到事发现场已经是晚上11点多，基本上已经没有采访时间了。此刻，当地政府递送给记者的新闻通稿，简短公布了事件状况，为事件的最初报道提供了样本。
近几年，在突发性事件的新闻发生地，政府及相关部门越来越自觉地承担新闻发布的职责，反应速度越来越快。而且，新闻通稿的印发往往与由事发地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同步进行，这就必然成为事故发生地统一而权威的信息公开。
随着新闻环境的逐步改变，通稿的属性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新华社的新闻通稿，以体现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为特征威尼斯澳门人，而现在地方各级的新闻通稿，无论是从内容上、形式上、发布者身份上，都不尽相同，各有千秋。由于突发性事件的背景、成因千差万别，所以对媒体记者来说，新闻通稿对自家媒体的采访还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意味。
从内容上来讲，现在新闻通稿的发布是多层面的。新闻所在地的职能机关事先拟定好稿件，匡定范围，试图引导媒体按其意图报道，避免媒体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。这种情况下，媒体记者自然会适当斟酌，在不违背新闻原则的情况下，还是拥有有限的报道空间。此外，有的为达到危机公关目的的新闻通稿，只会成为记者新闻采访的“参考消息”或采访线索。所以，对于突发性事件新闻采访的记者来说，通稿的操作层面还是很有限的。
自汶川地震以来，各地通稿发布多数不发纸质材料，通过邮箱取稿已成惯例，似乎也考虑记者用电脑写稿使用电子版文稿的便捷。新闻发布者在官方网站上临时开设的邮箱，记者可以凭预知的账号和密码去邮箱寻取稿件和图片。如在巴东邓玉娇杀人案后期，官方告知记者，所有的新闻通稿都会在政府官方网站――长江巴东网上公布，要求记者以官方网站的消息为准，此外不再发布任何信息。又如重庆打黑系列案与南平杀童案，当地不允许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携带相机、纸笔以及其他录音设备进入庭审现场。在庭审结束后，由法院向所有媒体记者提供新闻通稿（包括庭审图片），而这些通稿都被事先设置在一个电子邮箱内，记者凭借法院发放的邮箱账号和密码去领取。
较之以前，这样发布新闻通稿显得更及时。以前，一则重大事故的新闻发布往往要一两天时间，现在最快在一两个小时内就能完成。
正是因为发布主题的多元化、层级化，新闻通稿的权威性被大打折扣。有些通稿甚至变为新闻当事人掌控话语权的单方诉求；有些还试图捏造事实，把弄媒体和公众的知情权。这样的通稿，往往是媒体记者普遍鄙夷的对象。
以前在突发性事件现场，获取新闻通稿是记者的头等大事，简直是字字玑珠地秉承原文去报道，它的新闻真实的价值不容置疑，而如今的通稿权威性往往视情况而定，不可一概而论
这里有个极端的例子。2009年发生的邓玉娇事件，湖北巴东一个小县城的命案，在网络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，随后又在全社会引起轰动。现在回头看来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是当地有关方面来回改动的4份通稿惹出的“祸”。当时，亲自草拟通稿的巴东县有关部门领导还对自己的撰文很满意，没想到最后因此而备受争议。
一开始，媒体把通稿内容发布后，网民反应并不大，接着关于这一事件的说法，有关方面三番五次进行“修改”，于是引起了社会的疑虑。在网上，一篇题为《警方报告四个改变，邓玉娇前景不容乐观》的帖子，详细指出在当地通稿中几个直接关系到案件判定的改变： “一是原来的‘特殊服务’变成了‘异性服务’，二是原来的‘按倒’变成了‘推坐’，三是原来的‘修脚刀’变成了‘水果刀’”。
就这样，网络出现了一边倒，民众普遍同情邓玉娇，而从此当地有关部门对此再也没有作出任何回应。随后，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对这几份措辞变化的通稿产生了怀疑，激发了独立调查的冲动。结果，通稿不仅没“通”威尼斯澳门人，反还成为记者抽丝剥茧、直指的线索。
通稿本来是解析事件的，没想到非但没有“一锤定音”，反而发生了与新闻发布者主观意愿相反的不虞效应。可见，通稿也不是“一通百通”的。
尽管新闻通稿从内容、形式、时效上都在与时俱进，有所改变，但出于新闻发布者的官员思维定势，新闻通稿本身行文还是相对呆板、拘谨、僵硬。随着传播环境越来越多样化、多渠道和公众知情权的不断扩大，在某些地方的新闻通稿显得有些落伍，通稿不仅“不通”，有时还成为媒体记者的集体诟病，使得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变得更加复杂、更加棘手，带来引导上的更大被动。那么，新时期环境下的通稿“不通”，到底因为什么？
其一，媒体竞争环境的多样化。首先，从媒介多样化来说，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威尼斯澳门人，它以即时、便捷的传播优势，可以在第一时间把突发性事件的新闻公布于众，有的还是同步直播。在重庆打黑系列报道中，李庄案的审理就有华龙网同步进行文字直播。还有不少媒体记者在现场就能够通过手机终端向网站即时发布消息。这就必然打破时空限制，特别是对于有一定采编流程的传统媒体来说，面对网络媒体的快捷，它必然要做后置新闻，要去探求更多的信息来支撑报纸的深度新闻报道。于是，毫无信息容量的新闻通稿在此也几乎失灵。
其次，从媒体影响力来说，在越来越激烈的新闻竞争中，媒体如果只是拿新闻通稿来做报道，无疑是对其目标读者群的放弃。媒体之间为了寻求新闻事实，就不会满足千篇一律的介绍，而要从受众的知情需求出发，做更多的“自选功课”。
如在南平杀童案新闻现场，案发第二天当地有关部门又是老办法，通告记者下午将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发布新闻通稿，结果是记者一直等到晚上9点，都没有任何消息发出。有些记者已经预料到新闻发布的内容的程式化，仅仅这般的新闻通稿根本就不能满足读者的知情期待：受害者的家长现在怎么样？杀人者行凶动机是什么？案发后小学生受到怎样的影响？对此，记者必须去获取有血有肉的新闻事实，而不是冷冰冰的数字。在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新闻通稿之后，不少记者不得不去采访死者家属、凶手的亲友，等等。
其二，从新闻价值观念来看，如今的突发性事件越来越多地呈现利益博弈的复杂化，而新闻通稿的发布很容易成为某一方利益的表达。这对媒体采访而言，恰恰是新闻追求客观、真实、公正的原则的大忌。记者期望在新闻现场倾听利益各方的诉求观点，以求获取尽可能全面的新闻背景、新闻细节与新闻判断，不会只信一面之词。
其三，从媒体本身的个性特征来看，新闻通稿本身的“一副面孔”，也不利于面对不同媒体的定位取向，不利于记者多样体裁的采写特色，不能满足越来越分众的媒体受者的新闻期待。虽然，现在基层新闻发布者正在逐渐改变“官样文章”的文风，但新闻通稿面向所有媒体发布的“权威信息”，也只有把通稿的新闻属性降之为次要位置，而把“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”的主旨摆在了突出位置。
不可否认，新闻通稿依然是媒体获取重要和权威信息的重要渠道，再精彩的报道依然会把新闻通稿作为最为重要的参考。平心而论，成都方面在公交车燃烧事件的新闻通稿发布上，迅捷及时，配有详尽的调查结果，在第一时间通报有关责任人和当地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处理决定。这样一组“整合营销”的新闻通稿，确实是一次比较成功的通稿发布案例，基本满足了记者采访的要求，因此觉得失去“自选动作”的发挥余地。
燃烧事件发生后两小时，当地有关部门就在事发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关于事故原因、伤亡人数、大致的事件经过都在通稿里详细呈述。当天下午，闻讯赶来的各地记者越来越多，当地有关部门接着在当天又连续召开了3场新闻发布会，最后一场是在晚上11点。所有的通稿都预存在公共邮箱，各路记者可凭官方提供的账号与密码自行取稿。新闻发布者由成都市政府秘书长，换成了市公安局副局长、市民政局副局长和市卫生局发言人，便于记者就案情侦查、受害者救助与抢救等诸多方面的采访提问。
由于新闻通稿发布及时，在场所有媒体的记者都没有猜测或质疑的发问。以此推理，无论是民众还是网络上，一直都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。
如果说这是一场新闻角逐的话，最后的赢家可谓是新闻通稿。这不禁让人思考在新的传播环境下，新闻通稿的价值几何？
其实，从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来看，虽然作出新闻发布的只是各级政府或是某职能部门，甚至是公交公司，但通稿依然走得“通”。通稿的价值在于权威，客观，准确，诚恳。这需要新闻发布者自身从一开始就对新闻事实怀有认真负责的态度，本着“善待媒体”的理性，从而实现新闻通稿本位意义的回归。